我认为，新中国60年来最具影响力的10种书是：
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》，马克思、恩格斯著，人民出版社，1966年版。
《毛泽东选集》（第1－4卷），毛泽东著，人民出版社，1960年版。
《鲁迅全集》，鲁迅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6年后陆续出版。
《红楼梦》，曹雪芹等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7年版。
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奥斯特洛夫斯基著，人民文学出版社，1952年版。
《唐诗三百首》，蘅塘退士编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版。
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，马克斯・韦伯著，三联书店，1987年版。
《顾准文集》，顾准著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版。
《钱锺书集》，钱锺书著，三联书店，2001年版。
《万历十五年》，黄仁宇著，中华书局，1982年版。
今天，即使不到书店或图书馆，只是站在自己家里的书柜跟前，我都有一种强烈的感受：书太多，想读的书怎么也读不完。现在，我们的阅读已是高度的多样化，在种类繁多、难以计数的书籍中，要找出哪几种书最具影响力，显然是一件十分棘手的事。然则在我开始识字和读书的年代，情况恰好相反：书太少，允许读、而且能读到的书更少。因此，要从当年读过的书中选几种印象最深的，真可谓易如反掌。
虽说每个人的“阅读史”都是独特的，但或多或少总会带有时代的烙印。就读书而言，我们这一代人是格外不幸的。我们在“文革”的高潮中发蒙读书，待到“文革”结束时，我们已经高中毕业了。“文革”与其说是一场政治和社会的“动乱”，不如说是一种罕见的思想文化“暴政”。它对我们国民的精神和创造力的伤害，其烈度是怎么估计也不过分的。在那个时代，多数有阅读能力的人都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读书生活。当时盛行某种“反智主义”风气，往往把读书人和“四体不勤、五谷不分”联系起来，不鼓励读书，或者不允许读某些书。再者，我那时所能见到的“书”，除了课本，主要是《毛选》和鲁迅著作。自由而快乐地读书，在那个年代，在我所生活的偏僻闭塞的乡间，似乎只是一种新奇的想法。
早年的读书经历，给我留下了两种至今都未消除的“后遗症”。一是在最能读书的年纪，却没有读到多少该读的书；二是养成了一种迷信书的心态，习惯于被动地接受知识。相对说来，后者让我付出了更痛苦的代价。古人说“尽信书不如无书”；西哲也称“权威性阅读”容易导致思想的“奴化”。我早年接触的书，都是当时认为“正确”而“健康”的读物；对于书中的知识和观点，甚至每一个字，都是自觉地加以接受和相信。“读书须有疑”这种“异端邪说”，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。由此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：知识单一而贫乏，眼界狭隘而僵化，缺乏提问、思考和判断的能力。
1978年，借着高考恢复的“东风”，我毫无思想准备地进了大学。当时，思想控制有些松动，文化气氛开始活跃起来，加上可以出入平生从未见过的“巨型”图书馆，可读的书陡然增多起来，一时颇有无所适从的感觉。同时，对“文革”的反思、批判和否定也已经开始。这个转变对于比我年长的一代，不外乎是重新肯定他们以前所接受和熟悉的东西；对于比我年纪小的一辈，不啻是遇到了一种新的思想文化气候；但对于我这种在“文革”期间形成基本价值取向和社会政治观念的人来说，却无异于一场“精神毁灭”。我一直相信的观点动摇了，长期积累的知识作废了，一时有点不知自己是谁，看不到将来的前途是什么。再加上那个年龄段还有一些特殊的不安和苦闷，不用说，当时的心境是何等的灰暗和压抑。
《顾准文集》，顾准著，贵州人民出版社，1994年9月版。
于是，我开始读郁达夫的《沉沦》，读鲁迅的《伤逝》、《明天》和《在酒楼上》，读《红楼梦》，读唐宋诗文中那些吟风赏月、惜春悲秋的篇目。对于这类文字所表露的惶惑、忧伤、愤世或无奈之类的“消极”情绪，不仅颇为欣赏，而且深有共鸣。有一个时期，我的思想完全退回到闭锁的私人领地，有意识地回避“公共问题”。“诚知不得吴钩用，何故无端论古今”这样的句子，正是我当时的精神写照。对于社会上正在悄然出现的各种变化，我似乎感觉迟钝，或者干脆懒得去关心。凡是涉及公共性的话题，一般只是被动地援用流行的意识形态话语。那时读书很杂，有时难免囫囵吞枣，但所读的东西大多带有“精神疗伤”的作用。
我个人所经历的“思想解放”，大致是在80年代中期以后逐渐完成的。那个时期是我迄今少有的“自由阅读”的阶段：既不必为功课而读书，也无需为“炮制”论文而读书；读书，读什么书，完全出于一种知识和思想的饥渴，纯粹是为了追求精神的愉悦。在此期间，国内相继发生了几个意义重大的思想文化事件，给我带来了在个人精神的废墟上进行重建的契机。
首先是“青年马克思”的发现和“异化”理论热的兴起。多年以来，在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反复塑造下，马克思形成了一种严肃而凝固的面目；而“青年马克思”的发现，让人看到了马克思的另一种形象，了解到他那些鲜活而富于启发性的思想。特别是他提到的“异化”理论，对于我们理解当时面临的许多社会和人生问题，真有一种“及时雨”的作用。人性的“异化”，政治权力的“异化”，社会理想的“异化”，这些不正是当时让许多人困惑不已的问题吗？在“青年马克思”的指引下，这些难题似乎有了过去想都不敢想的答案。
其次是韦伯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》的翻译和出版。这本书当年有几个版本，今天看来其编译都不无瑕疵，但并没有妨碍它发挥巨大的影响力。这本篇幅不大的书，呈现出一种很不一样的思维方式，一种很不一样的研究路径，一种很不一样的理论境界。过去大家所相信的很多理论和观点，在韦伯洞彻而活泼的思想面前，忽然显得那么刻板和苍白。韦伯告诉我们，一种制度，一种行为方式，可能与特定的价值取向和做事习惯相关；要解答一个问题，不是只有一种途径，而是有多种方式。他向我们展示了自由思考的美妙，揭示了“真理”的多样性，以及接近“真理”的多种可能性。对于我们这些长期只能用一种方式思考、用一种话语表达的人，韦伯带来的刺激和震撼，是可想而知的。一本小书搅动了一个大国的思想池水，久久未能复归平静。
最后是顾准遗著的整理和发表。在今天看来，顾准的著作存在明显的局限，某些知识有失准确，观点也不乏可商之处；但它的意义主要不在于知识和思想的贡献，而是成了一个独立思考、敢讲真话的象征。在那个思想禁锢、万马齐喑的时代，还有一个大脑在按照自己的方式思考，这种勇气和魄力，不仅值得敬佩，更是反照出许多人当年在思想上、精神上的“奴性”和“媚骨”。读了顾准的书，我的心绪长久难平，由衷感到自由思考和独立判断的可贵。由此联想到，90年代初期学术界争相传阅《陈寅恪的最后20年》，其中似乎也带有反思“文化专制主义”，追求“独立之精神、自由之思想”的意蕴。
在这种思想文化氛围中，我通过读书而寻求自我精神的重建。我逐渐明白，在知识和思想的领域，原来是“条条道路通罗马”；只有思想多样化和“真理”多元化，才能构建一个色彩缤纷、美妙无比的精神世界。在这以后，我的阅读经常陷于另一种“不自由”的困扰中，大部分有效的时间为备课、查资料和写文章所占去。而且，随着专业工作的细化，阅读的目的性越来越强，那种随意读书、忽有所得的痛快，那种偶读好书而“醍醐灌顶”的酣畅，似乎是越来越少了。不过，我始终觉得，在人类向往的各种“自由”当中，自由地追求知识和思想，可能是一件关乎文化命运的大事。一切认真的阅读，任何严肃的提问，所有用心的思考，都有可能成为知识和思想创新的先导。这是我从有限的读书生活中悟到的一个朴实的道理。
作者单位：北京大学历史学系，教授，博士生导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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